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在受启发于亚里斯多德、休谟、切利尼、塞万提斯、伏尔泰、罗尔斯等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对人何以获得满足感的思考，结合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和创新创业的论述，提出了“好的经济”这一概念。在菲尔普斯看来，一个“好的经济”是合乎道义的经济股票配资平台个人代理，它不仅要有足够的活力，从而使工作变得富有吸引力并产生回报，而且在仅靠经济活力无法实现充分包容性这个目标时，它还必须确保足够的正义。原文发在《比较》第127辑。
作 者：埃德蒙·菲尔普斯
译 者：万宜嘉
来 源：比较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古典主义关于经济表现的观点对经济学家的影响达到了顶峰。按照这种观点，更好的经济表现意味着应当扫清影响经济效率的障碍，或者突破，而实现效率的方式要么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率，要么增加研发的投资率，只需按部就班即可。过高的税率通常被视为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或研发投资不足的原因，而有选择地降低关键税率，则是刺激这类投资的手段。提高效率的目的是什么？减少低效率会增加国家的财富。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可以有更多的闲暇和消费。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认为新古典主义的这个理论似乎并不完善，当我产生一个与它不同的想法时，我会很高兴，比如纳尔逊-菲尔普斯（Nelson-Phelps）的企业概念，在这个企业概念里，企业经理们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新产品或新方法的价值。但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仍然没能提出一种可以替代原有理论的不同观点。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对西欧大陆经济的长期观察，我开始发现新古典主义观点的不足之处。当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可能已经赶上了加拿大和美国的水平，但在过去十几年里，欧洲大陆的经济再次失去优势，高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率和创新不足等严重问题也随之出现。我认为，在人力资本水平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继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经济体系没有为人力资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如果不能推动改革以激励新创企业或现有公司开展研发和营销创新，从而创造出对劳动力投入的新需求，那么对人力资本新的重大投资很可能连成本都难以收回（Phelps，2000，2005）。
我进一步认为，这些问题不会因为研发投入的增加而得到有效解决。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欧洲大陆都不是创新的最佳策源地。其原因在于，欧洲接受过广泛通识教育的民众为数不多，因而在评估新产品或新方法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管理者相对不足，而愿意试用和掌握新产品或新方法的消费者也相对较少。(那么，欧洲大陆是如何接受美国在辉煌时期创造的新生事物的？我的答案是，这些东西已经存在了足够长的时间，所以它们已经不算新颖了。)最近我把这种现象称为管理者、员工和消费者缺乏活力（vibrancy）。
增加研发投入的观点还有另一大局限性，那就是，在任何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经济中，大部分创新的构思和开发者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而不是政府的研究机构或企业的大型工业实验室。由此可见，虽然将资源分配给企业中可量化的研发活动无疑会产生一定的作用，但与从业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进行的大量非正式观察和思考相比，这种作用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大量增加对正式研发的投入可能不会产生合意的效果。如果它导致了非正式研发资源的转移，甚至可能会减少创新。
从这一评论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它接近事实的话）新古典主义理论并没有能够理解，标准经济表现指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参与者的效率和自由度，而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看不到这些参与者的影子。那么，什么样的现代理论才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真正说明产生活跃的创新、高就业率和高劳动参与率的机制呢？
创业型经济的本质：现代理论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观察到，在这样的经济中，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存在“知识的分散”，不仅信息（“当前价格的知识”）是分散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关于“如何获得和使用商品”的专有知识也是分散的（Hayek，1937）。在哈耶克的世界里，商人们不断地努力将他们的知识扩展到人们知之不多甚至未曾涉足的领域，试图构想和发展出一种过去不曾有过的商业理念。这就是创造力，即拥有别人没有的想法（或者很可能未曾做过的必要探索）。他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勾勒出一个框架，阐述了哈耶克式创新者如何将创新推向市场，以“发现”其价值（如果有价值的话）（Hayek，1961，1968）。
除非放弃新古典主义思维，否则人们无法以这种方式思考市场经济。所以我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在我建立的理论框架中，哈耶克考虑的创业型经济（enterprising economy）的基本活动都是关于商业观念的，包括它们的产生、发展，以及它们在市场上最终被“发现”或采用。我所说的经济活力是指这种活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包括其规模及其发展方向的价值。活力的产生得益于三个因素：第一，人们构思出来并可进一步发展的新想法的创造性和丰富性；第二，在支持不同类型的企业家以及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时，精明的金融家们各自做出的选择；第三，管理者和消费者在接受市场上出现的新想法并采取行动时的活力。当然，融资市场的开放将企业家和金融家聚集在一起，产品市场的开放有利于创新者进入市场寻找用户，这些都会对这个过程的有效性产生影响。更广泛地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不仅仅是法治和私有产权，还有金融体制和劳动法，会影响创新过程中的行为人，从而促进或削弱经济的活力。经济文化也很重要，这一点我会在最后说明。
根据这个现代理论框架，在商业经济中，工作是好的，而财富是不好的，这与新古典理论正好相反，在新古典理论中，工作是不好的，财富是好的。让我来解释一下：
我在1997年出版的《有益的工作》（Rewarding Work）一书和2003年出版的会议文集《造就包容性》（Designing Inclusion）的前言中提到的一个主题是，活力对工作体验有重要影响，并有益于员工和企业家的个人发展或才智发展。我的观点是，在一个发达的经济体中，不管怎么说，创新和发现的机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员工的体验，比如员工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以及参与工作的回报（如工作满意度）。
有人可能会问，工作场所的这些属性是否会因经济体而不同。最近，布鲁诺·弗雷、理查德·莱亚德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等研究“幸福”的学者偶然发现了一个看似规律的现象：只要人均收入高于某个适当水平，报告的平均幸福水平往往并不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提高。不过，这并不是说，在不同的高收入经济体中，可获得的工作对雇员的吸引力和它提供的工作满意度都是相同的，或者在这些方面观察到的差异可以用国家间的随机抽样差异来解释。密歇根大学在1991—1993年开展的国际调查中收集的数据表明，各国在工作满意度方面存在差异。在1到10的评分中，法国的工作平均得分为5.7分，德国为6.0分，加拿大为9.0分，英国为9.3分。根据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数据，我（粗略）估计只有46%的法国受访者对家庭之外的生活感到“满意”，英国为63%，德国为66%，加拿大为79%。（当然，对于“满意”，各国可能有不同的标准。也许法国人对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要求都很高。因此，有趣的是，在法国，每100名受访者中，对职业生活不满意的人比对家庭生活不满意的人多26人，在英国为22个，德国为10人，加拿大也是10人。处理这些数据很棘手，因为家庭生活可能会受到职业生活的不利影响。）
创业型经济中这一系列广泛的经济表现指标，以及创业精神不足的经济体的糟糕表现，看起来很麻烦。哪个指标最重要，是生产率还是劳动参与率？这里没有提及的一些其他指标是不是也很重要，比如长期波动的幅度？我们需要找到能够对重要性进行排序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来自“好的经济”的哲学理念。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好的经济”的含义所做的思考。
好的经济：活力与包容的正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对现代经济的兴趣以及对关于人类满足感的现有知识的一些了解，吸引我去研究有关“好的经济”的问题。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统计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剥夺了个人的机会，削弱了人们准备和超越他人的动力，在有信息成本的情况下，这是非常自然的。我的意思是，这类刻板印象很难防止，理想的经济也难以实现（Phelps，1972c）。在一些关于市场道德的著作中，我认为一点点利他主义就可以抑制各种反社会行为，而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机制和立法无法阻止这些反社会行为（Phelps，1973）。罗尔斯的著作（Rawls股票配资平台个人代理，1971）促使我向经济学家阐述他的“经济正义”概念（Phelps，1973b，1985），并将这一概念（罗尔斯更喜欢使用“测试”这个词）应用于不完全信息的税收模型（Phelps，1973a；Ordover and Phelps，1975）。然而，所有这些模型，以及罗尔斯的经济模型，都用一种朴素的观点阐述了人类的满足感究竟来自何方，这种观点继承自新古典经济学。但是，这些模型没有提供与现代发展潜力相适应的“好的经济”的概念。
一个人关于“好的经济”的概念取决于他对美好生活的认知，这是不言自明的。对加尔文（1536）来说，美好生活包括努力工作和财富积累。对哈耶克（1944）和弗里德曼（1962）来说，美好生活就是自由的生活。工作和自由的吸引力在于，它们是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但美好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在2003年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一份充满挑战和实现个人发展的职业是美好生活的本质（Phelps，2007）。有人评论说，这是一种“非常美国化”的观点。在回应这些评论时，我开始想起，我的这个观点是关于美好生活的经典理论，它起源于欧洲。在这里，我很乐意为大家回顾一下古典（和现代）的文献。
关于美好生活的经典理论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他在其最著名的格言之一中宣称“人类渴望知识”。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想扩展自己的视野，“发现自己的才能”。为了这个目的，人们“到城市去”。他显然明白，智力发展在孤独的环境中是走不远的。城市为人们的相互交流、组建团队、形成共同知识和记忆提供了空间。
我不知道在中世纪有谁表述过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但在中世纪之后出现了类似的主题。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在他的自传中描述了创造力和“创造”的乐趣。在巴洛克时代，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将个人的追求加以戏剧化，巴尔赞和布鲁姆称之为活力论的道德观。我阅读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本书认为充满挑战和冒险的生活是人类实现自我的必要条件。如果西班牙沉闷乏味的经济不能提供这些必需品，一旦需要的话，人们就必须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创造它们。
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些（虽然不是全部）关键人物也表达了这种观点：大卫·休谟对法国人的理性主义提出了质疑，他对“激情”和“想象力”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伏尔泰在《老实人》中描绘的道德就是在个人追求中寻求满足，即“种植自己的花园”。杰斐逊写到要“追求幸福”，并评论说，人们来美国是“为了创造自己的财富”，他的意思是，追求幸福和发财的机会比拥有幸福和财富更吸引人，因此也更有价值。
那么现代主义的时代又如何呢？伟大的法国思想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反思了这一古典思想，同时见证了现代时代的来临，在他那个时代，也许在所有时代，他都是活力论的主要诠释者和哲学家。他的书认为“成为”比“存在”更重要，主张将我们自己与活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认为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决定论而不是“自由意志”的世界里，创造力这个概念本身就没有意义。（当然，对于自由意志这个概念的使用，尼采要早于柏格森。）
柏格森的美国朋友、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大约在同一时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赞美了遇到新问题和形成新经验时的兴奋之情（如果说惠特曼是美国文化的诗人，詹姆斯就是美国文化的哲学家）。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1925）强调“解决问题”，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自我实现”的概念，强调掌控的满足感。阿马蒂亚·森（1995）对“能力”和“做事”的强调，都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开创性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重新表述。“自我实现”在约翰·罗尔斯（1971）的著作中扮演的角色，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美好生活理论的关注。
新古典主义的幸福理论认为，当前的幸福是“当前的效用”，仅仅是当前消费和当前闲暇的函数，这与亚里士多德理论中关于人类满足感的丰富愿景相去甚远。增加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总能推高人均收入，但无法将幸福感或人均效用提升到超过黄金法则的水平。最近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似乎为这一命题提供了实证支持。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事实上，它指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那些能让活力充分迸发的国家，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更多的活力可能会促进幸福感的提升。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也比新古典主义理论更为复杂。它似乎并不意味着，只要置身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中，人们就会永远更开心。众所周知，解决一个新问题、产生一个了不起的新想法、获得一个新发现，或者赢得一个奖项，这些带来的快乐意味着积极的行动达到了短暂的高峰。但这些瞬间并不是美好生活的目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认为，从事学习、创造和发现的职业会给人带来深刻的满足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总是比别人更幸福，或者在任何方面看起来都更快乐。
如果这种活力是美好生活的实质，如果好的经济会促进经济行为人的美好生活，那么不言而喻，好的经济必然会推动充满活力的生活。如果经济中不能产生构成美好生活的刺激、挑战、参与、掌握、发现和发展，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好的经济。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还有对正义的要求。弱势群体有权融入经济，因此也有权融入社会。在罗尔斯（1971）使用的经济模型中，包容性意味着在正规经济中，最弱势的人在为他们提供自我实现前景的条件下辛苦劳作，他们的薪水（也不常失业）足以使他们以配偶、父母、公民和社区成员的身份发挥作用。罗尔斯的经济学基本上是新古典主义的，没有为人们从商业生活中获得的自我实现预留空间。在我的讨论中，我认为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从参与商业经济这一经济发达社会的核心机制中获得深深的满足感，对少数族裔来说，这种就业是社会融合的支柱（Phelps，1997）。此外，如果一个社会有充满活力的工作文化，即一种重视心理挑战、组织责任和个人能动性的文化，即使在较低层次上的就业也有助于自我实现；因此，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提供充满活力的职业，高度的包容可能就更有价值（我下面所说的并不取决于此）。简言之，好的经济也会促进包容。
一个国家可以将其经济与正确的机制相结合以促进活力和包容性。尽管我们对现代经济的理论认识还很粗浅，但大量经验证据强有力地表明，充满活力的职业要求一个经济体能产生变革并且总体向前发展；而这种活力是由经济制度和机制提供的，这些制度和机制促进和鼓励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的形成，带来融资来源的多样化，并像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根据需要来实施监管和放松监管，以便为缺乏协调的企业家、金融家和消费者提供较高的商业创新成功率。我们对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认识和实证观察的确表明，财政激励是实现包容的最有效方式，也即一种由对低工资就业的公共补贴和传统教育补贴组成的体系，以吸引处在社会边缘的工人进入商业部门，降低他们的失业率并提高他们的工资。
活力和包容相互冲突吗？前者的好处会抵消后者的好处吗？这里有两个谬论阻碍了人们采取行动的共识。在西方，有许多人认为（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根据），旨在实现广泛经济包容的财政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充分的经济活力，从而妨碍活力社会的形成。相反，我认为，精心设计的就业补贴将恢复中产阶级文化，恢复自力更生的道德观念，并增加低工资社区的繁荣。这将提升而不是削弱一个国家的活力，也会加强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Phelps，1997）。
许多人认为，创业型经济的活力损害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我认为，经济活力有助于提高包容性。创业活动的增加不仅有利于那些已经享受到大部分美好生活的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也会产生类似的积极影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由此产生的活力，即获得商业成功的创新的加速，会在新的创业活动中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使弱势群体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薪酬。看看这十年来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不难发现，抵制创新的经济体在包容弱势群体方面做得很差。创业精神的增强往往也会对弱势群体产生直接的影响，使他们的工作不那么繁重和危险，甚至变得更有吸引力。如果创新会导致弱势群体（以及优势群体）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就不能说它是不公平的（Phelps，2007）。
我的结论是，一个经济要想合乎道义，它不仅要有足够的活力，从而使工作变得富有吸引力并产生回报，而且在仅靠经济活力无法实现充分包容性这个目标时，它还必须确保足够的正义。
发展充满活力的经济：欧洲和拉丁美洲
我已经指出了有利于大幅提高包容性的财政方法。如何才能实现活力？寻找创造更多活力的途径是经济发展的真正核心。在这条道路上难免会犯错，而这段旅程是永无止境的。但不要急于求成！
现在，许多欧洲国家正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以实现更普遍的繁荣和对弱势群体更大程度的包容。一场争论正在酝酿之中：一方是新古典主义者，他们强调向经济中投入更多资源，如更多技术或更多人力资本，作为提高产出和就业的一种方式；另一方是那些主张现代化的人，他们支持通过劳动法、公司法和金融部门的改革，将现有资源引入创新活动和一般商业活动。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团主义（corporatism）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哈耶克等资本主义理论家认为，创新和一般的生产决策最好是由商人构思和发展出来，不受政府干预的阻碍和干扰。社团主义的理论家蔑视小资产阶级，认为他们缺乏远见和眼界，因此创新最好由企业、劳工和政府共同承担。如果一家公司停滞不前，它可能会被国家接管。在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社团主义的观点通常是错误的。欧洲大陆今天需要的是更多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更少。
正如大家所知，我不是研究拉美问题的专家。因此，我不敢确信自己对拉丁美洲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但是，如果一定要我推测的话，我认为拉丁美洲受到欧洲大陆社团主义的太多影响，这些影响延续至今。我刚才提到了科学主义，它是社团主义的三大支柱之一。因此，当我昨晚在阿根廷一家电视台看到用方框标出的声明时，我只是略感惊讶。该声明称，应当让私人部门负责创造“价值”（我认为这意味着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降低成本），而政府的作用则是协调。这里似乎包含了墨索里尼学说的成分，也像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指导性计划。
社团主义者的另一种思想是对商业和利润的潜在敌意，可以称之为反物质主义或反野心。出身于上流社会无可厚非（这不是你的错），但靠白手起家爬到上流社会就不行。我对一位阿根廷商人的话很感兴趣，他说企业在已经盈利的情况下（因此它们不必为了生存而被迫创新）不愿创新的一个原因是，利润的大幅增加会使它们陷入危险境地。
社团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团结主义，即保护“社会伙伴”和“利益相关者”。这种思潮认为，在没有员工同意的情况下，公司不会采取任何新举措，就好像员工是公司的所有者一样。在极端情况下，这种观点可能会导致员工将公司视为某种社交俱乐部，被雇用的员工之间存在着各种“关系”：他们是一个或多个雇员的朋友或朋友的亲戚。这只是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而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在后一种资本主义中，管理者的薪酬非常高，他们在任期内面临着风险，因此，他们要求员工对业绩不佳承担责任，并按照承诺来挑选新员工。而且，员工为齐心协力促使公司获得成功而感到自豪。
这种文化现象真的存在吗？它们重要吗？在我的一篇论文（Phelps，2006）中，我假设社团主义程度较高的西欧大陆国家和资本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加拿大和美国，爱尔兰和某种程度上英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造成了经济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在一些工作场所态度上的显著差异。我还假设，国家间的这些态度差异会对相应的国家间经济表现指标的差异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例如，在工作中表达个人主动意愿的人数、表达服从命令意愿的人数、愿意承担责任（从而下达命令）的人数以及表示接受竞争的人数之间的差异，确实会显著影响一个国家相对于美国的生产力，即一个国家“与前沿的距离”（阿吉翁使用的术语）。此外，从表达这种态度的人数看，如果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一方，以加拿大和美国为另一方，两者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显然，不同的国家间会存在差异。每个国家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不足或缺陷。美国为工人提供的最低工资非常低，政府还没有对持续雇用低收入者的企业给予全面补贴。因此，美国在这方面得分很低，尽管它至少还雇用了这些人，而欧洲则没有做到。美国的公司治理也是出了名的糟糕。最近，人们开始鼓励发展私人股权公司（private equity firm），其主要职能是接管一家上市公司（public-held firm），并将该公司转变为一家私人持有的公司，这使上市公司管理层不愿处理的成本过高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因为公众的目光往往聚焦于上市公司。
我建议对经济的制度结构进行审视，从而搞清楚影响开办企业和从事创新的所有障碍。例如，需要对信贷市场体系进行审视。为什么全球私人股权公司去德国而不是阿根廷？我们也必须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加以考察。阿根廷是一个亲商业、亲创新的国家吗？它是否尊重创业企业家？阿根廷向世界金融中心展示了什么样的形象？
如果进行这种全面的重新审视，可能会在增强活力方面产生巨大的回报，从而使商业活动更有成效。
（万宜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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